“官箴”，就是为官之道，是从政者恪守的自律戒条和行为规范，通过对为官者进行有益的规劝告诫，以期其廉政爱民。
“官箴”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蕴含着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所谓“官箴”，简单地说就是为官之道，是从政者恪守的自律戒条和行为规范，通过对为官者进行有益的规劝与告诫，以期其廉政爱民。在中国官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无不体现着齐鲁文化的因子，中国传统官箴的主体内容也基本上与齐鲁文化的特质相一致。因此，齐鲁文化是探究传统官箴文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这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齐鲁文化参与了早期箴文的形成。
“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所记载的《虞人之箴》，其中有“命百官，官箴王阙”句，学术界一般认为《虞人之箴》是最早、最完整的官箴。《虞人之箴》的作者是周代史官辛甲，其主要内容是劝谏君王要节制田猎，其中说：“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夷羿即东夷首领后羿，取代夏朝后，游猎无度，漠视百姓疾苦，最终败亡。早期箴文的主要功能是讽谏君王，《虞人之箴》以东夷首领后羿为鉴，规谏周王节制田猎，由此可知，东夷文化已出现于最早的箴文中。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晋国乐师师旷通过吟调箴谏君王的记载，师旷曰：“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师旷是今山东新泰人，其言行体现着齐鲁文化的精神。清代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时，将《吕氏春秋·谨听》归入《周箴》，而《谨听》的主旨是标举尧舜禹的道德风范以及齐桓的霸业，劝君主发奋向上，成就功业，这正是齐鲁文化“奋发有为”精神的体现。
其二，齐鲁文化推动了官箴的儒学化趋势。
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在政治文化中积淀最为深厚的时期，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儒家为主体的齐鲁文化依托政治平台迅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的官箴出现了儒学化的趋势。杨雄依照《虞箴》作十二州及二十五官箴，这是现存最早的以各级官员为规诫对象的官箴。自杨雄以后，硕儒成为撰写官箴的主体，除杨雄外，崔骃撰写《太尉箴》《司徒箴》等，崔瑗撰写《东观箴》《郡太守箴》等，胡广撰写《侍中箴》《陵令箴》等，另有崔琦撰写《外戚箴》、崔寔撰写《谏议大夫箴》、皇甫规撰写《女师箴》、高彪撰写《督军御史箴》、傅干撰写《皇后箴》。上述箴文的撰写者都是一时硕儒，从而推动了汉代官箴的儒学化进程。
东汉硕儒马融所撰《忠经》是官箴儒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忠经》全书共18章，仿照《孝经》体例而作。作者在序中说：“《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仲尼说孝者所以事君之义，则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亲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松弛于家。孝既有经，忠则犹阙，故述仲尼之说，作《忠经》焉。”忠、孝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伦理范畴，所谓“忠孝两全”是对一个人最高、最完美的评价，马融把“忠”这一儒家的伦理范畴纳入官箴之中，从而使古代官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官箴儒学化正式形成。
其三，齐鲁文化丰富了官箴文化的内容。
中国历代官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从政经验型和言行辑录型。从政经验型官箴书是作者个人从政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官员大多通过读书做官，科举制产生后，官员的主体多是读书人，由他们撰写的官箴书，其儒家思想的烙印更深一些，如刘时俊的《居官水镜》、徐榜的《宦游日记》等。言行辑录型官箴书辑录的是先儒前贤的嘉言懿行，多是从儒家经典和前人所论中摘录的为政之道，如薛瑄的《从政录》多为从政名言和警世之辞；杨昱的《牧鉴》上述经传，中纪古人政迹，下摭先儒议论；王天锡的《官箴集要》也是辑录了自古以来儒家典籍和其前官箴书中的名言名句。无论哪种类型，其主旨思想都离不开儒家文化。虽然不能把儒家文化与齐鲁文化等同，但在各地域文化中齐鲁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是不可否认的。
其四，齐鲁文化制约着官箴文化的发展走向。
从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的发展历程看，齐鲁文化始终制约着官箴文化的发展走向。官箴文化的第一个变化，是由讽谏君主的箴文变成了百官恪守的戒条。这个变化是汉代官箴儒学化的直接后果。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学与封建君主专制结合在一起，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出现了官箴逐渐由臣子谏讽君主演化为君主告诫臣子或儒臣告诫其他官员的情况。
官箴文化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单纯的道德说教到从政经验的介绍。汉唐时期的官箴书，主要是针对官员进行道德说教，到宋元时期，官箴书的内容以从政经验、政务指导为主，或刑狱诉讼，或钱粮征收，针对性极强，如张养浩的《庙堂忠告》襄括了为官从政的方方面面，被称为“入仕指南”。这很大程度上是宋代理学取代汉代经学的结果，与儒家发展进程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
官箴文化的第三个变化是针对范围由高级官员扩大为地方胥吏。魏晋唐宋以前的官箴，主要是针对各级官员，上至宰臣，下至县令长，既有综合性的官箴，也有针对特殊群体的官箴。到明清时期，官箴针对的范围扩大为县级以下官吏，一些地方胥吏成为官箴告诫的主要对象。明清时期儒学群体从单纯的社会精英下移到普通民众，儒学呈现出了平民化、大众化的现象，这种儒学发展的走向直接推动了官箴针对范围的下移。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