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郑板桥纪念馆正门
郑板桥一生中做过最大的官是县令。
有清一朝,知县掌一县治理。勿说县官无用,地方全靠此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头绪繁多,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1742年春,穿了49年百姓衣的郑板桥也戴上乌纱帽,赴任范县知县。
四年后,又调任潍县知县。一脚浅一脚深地踏入宦海,开始一段不寻常的人生路……
陇上闲眠看耦耕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郑板桥44岁,得以第二甲第八十八名的资格考中进士。他在《自序》中说:板桥康熙秀才,雍正壬子举人,乾隆丙辰进士。他又经过六年时间,才任范县知县。此时,他已是华发上头的老人了。”潍坊市政协原副主席、《郑板桥丛书》主编王庆德介绍道。
“范县是鲁西小镇,汉代置县。这里紧邻黄河,地势平坦,水源丰盈,但水患连连,灾荒频繁,人口不多,且较荒凉贫困。诗云:小城荒邑,十万编氓。这与郑板桥家乡扬州兴化的繁荣相比,当然要逊色多了。”王庆德说。
宛如“大农村”的范县城内住户稀零,衙署冷落。郑板桥有诗为证:“四五十家负郭民,落花厅事净无尘。苦蒿菜把邻僧送,秃袖鹑衣小吏贫。”“廨破墙仍缺,邻鸡喔喔来。庭花开扁豆,门子卧秋苔。”
连县衙都是破旧的,县衙内仅有官吏八名,包括知县、典史、儒学教谕、训导、阴阳学训术、医学训科、僧会司僧会、道会司道会。从中可知当时署务并不繁忙,郑板桥常带一名衙役,布袜芒鞋,到田野里查看民情。
有时郑板桥从田野里归来已晚,被百姓留住,就一盘花生,喝二两烧酒,望着静谧的田野,茂盛的稼禾,诗兴也开始拔节——
“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村农留醉归来晚,灯火千家望不眠。”
收完秋,要交官租了。范县过去有交粮一斗、复加一升之习,郑板桥认为加的这一升不合情理,更不合法理,明令禁止。
范县水灾成患,也造成流民多出门乞讨为业,渐渐形成“丐帮”。这些人有时滋生事端,搅乱治安。郑板桥灵机一动,想了个治理丐帮的办法。
“他先请丐帮到县衙吃饭。等乞丐们吃饱喝足后,他让衙役把乞丐领上大堂,问他们不劳而食之罪。乞丐们不服,争辩自己不是不劳而食,只是无地可种。郑板桥说,黄河岸边荒滩甚多,无人耕种,分给你们,开荒种粮者五年不纳粮,种树者十年不征税。又把抓赌罚收分给他们买了农具、粮种。”王庆德介绍道,叫花子变成自耕农,温饱、治安一举两得。
当上司曹州姚太守下县巡视时,郑板桥呈诗一首,诗云:“落落漠漠何所营,萧萧澹澹自为情。十年不肯由科甲,老去无聊挂姓名。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青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
“知县知县,首先要知。田野里看,乡村里走,有案办案子,无案问民情。日积月累,郑板桥对范县的风土人情,耕种养殖了然于心,并见诸于笔端。”王庆德介绍道,在郑板桥的《范县诗》中,对当地各项生产活动做了详细描述,写采桑养蚕、瓜果蔬菜、民风民俗。“触景生情,郑板桥还不忘这块土地上的生产者。他看到了穷苦人的艰辛,也看到了贫富的差距。”
“在范县的任上,他开始尝到从政的艰辛。当然也积累了当县官的实际经验,为他后来赴任潍县知县打下了基础。”王庆德说。
当郑板桥离开范县时,案无遗牍,狱无遗案,衙中故旧和城中百姓将他送出东门。
自古何曾说有年
离开范县,卸下一副重担,又加了一副更重的担子。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他到任的前一年,潍县就发生了海水倒灌,庄稼不收,疫病流行。
郑板桥到任后,从八月起无雨,大旱,庄稼颗粒不收,人相食,斗粟值钱千百。第二年,潍县又连续大雨,大涝。鲁东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第三年连续遭灾,“大蝗疫,水饥”。直到第四年春,饥荒之后,逢秋大熟丰收,连年灾荒才结束。
潍县一带的灾民们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卖子典妻,背井离乡,走上“闯关东”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在途中又遇到豺狼和猛虎的攻击和吞噬,还有盗匪的横劫。逃荒者因为饿得瘦骨嶙峋,连饿虎亦弃不取。饿殍遍野,弃婴哀嚎,经过风餐露宿,逃到深山密林开荒种地,才看到了一线生机。
逃难的灾民好歹有个出路,而留在潍县的百姓更是水深火热。潍县有为逝者摔瓦盆之风俗,瓦盆的碎片无人打扫,一片连一片,踏在瓦片上,“咔嚓”作响。那响声,敲击着郑板桥的心。1747年,他赴潍县西北四十里禹王台查灾,那里近海,地势低洼,受灾严重,一片汪洋。他看到“沧海茫茫水接天,草中时见一畦田”的景象,心中感叹“波涛过处皆盐卤,自古何曾说有年”。
“赈灾”成了郑板桥到任后第一要务。按清律,地方设立官仓,以备不虞；如动用,须经朝廷批准,擅动则追究不贷。心急如焚的郑板桥岂是迂腐之人,他下令开仓放粮。对此,史料的记述很短,但却生动如初:“(郑板桥)调潍县,岁荒,人相食,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遇到大荒之年,郑板桥动用了国家储备粮,开仓济贫。遇到有人阻拦,他果断决定,不走“辗转申报”的程序,发放粮谷若干石,救活了万余人。
“郑板桥还设救济机构,令潍县的富户煮粥发放饥民,共渡难关。郑板桥当年写给灾民‘准给粥’的字条,被人保留下来,一直珍藏至今。”王庆德介绍道,在灾荒年粮商哄抬粮价,更使饥民雪上加霜,而粮商则从中渔利,大发横财。“郑板桥坚决打击奸商,令其平价出售粮食,决不允许他们哄抬粮价。”
另外一个救灾的得力措施是“以工代赈”修城墙。灾民以自己的劳动换饭吃,不至于背井离乡,饿死街头。修城是从1748年10月开工,次年三月完工。郑板桥带头捐修80尺,在他的带动下,有乡绅245人捐银8786两及粮若干,平均每修一尺,约需五两左右。
筑石城者,为白狼河以西,河东之东关仍为土成。1749年五六月间大雨,东关土城残缺损坏严重,有塌垮之虞。因有筑石城之前导,一些烟铺为修城自发捐钱24000文。为表彰他们的义举,郑板桥令烟业只允许众烟铺专卖,不允许经纪人插手从中渔利。这项措施体现了郑板桥对烟铺小本经营的关怀。为此,郑板桥作《潍县永禁烟行经纪碑文》勒石纪念。
通过大举修城赈工代济,救活了无数灾民,百姓对此感恩戴德,建生祠以纪念。这是后人称颂郑板桥“有惠政”的依据之一。
农夫为第一等人
在繁华的潍县,家财万贯的富裕人家为数不少。他们资产丰腴,生活骄奢淫逸,恣情吃喝,嗜赌成风。而下层贫苦百姓的土地被富豪、官僚们所占有,无奈之下只能去贫瘠的山地上耕种庄稼。富家公子吃喝嫖赌,恣意享乐,而贫民家的儿女只能被卖到他们家为奴为婢。
在贫富差距鲜明对比的背后,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天灾更有人祸。而对贫者有着先天的悲悯,使得郑板桥在儒家的“重民”思想影响的同时,还超越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提出了以“农夫为第一等人”的宝贵思想。
他在《范县署中寄舍第墨第四书》中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这一思想的大胆提出,既有悖于传统,又与潮流不合,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他不仅思想上同情农夫,而且在实践中为农夫多办好事,这在当时封建官吏队伍中是不可多得的。
到潍县任职后,他在一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的画中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更体现出一位地方官吏体察民间疾苦、倾听百姓呼声的宝贵精神。
“在山东两县的为官之道,体现出郑板桥人性的善知与良心,其为官之道的核心,体现出儒家的仁爱,同时又不少法家的胸襟与气度。”潍坊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敬明解析认为,郑板桥将平民百姓、贫苦之人都引为同类,尽管身上着的是乌纱官衣,但骨子里却还是原来的“旧板桥”——未曾忘记自己的下层出身。
“郑板桥在潍县七年多的时间,行迹几乎遍布四境,东临潍水,西至孤山,南近泰沂山脉,北抵海滨坛台。其对这片热土有深厚的感情,关于潍县诗书、画作、牌匾、题额与亲朋书札多达二三百种。”孙敬明说道。
除了与天灾抗争,郑板桥更多的是在与百姓打交道。据《潍县志》记载,郑板桥在任时,地域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有1.2万余户人家,人口约15.5万人。作为一县之长,郑板桥每天要处理来自民间的各种诉讼案件,并对如何办理作出文字批示。
从他审理案件的批语中,可以清楚地窥见他爱民如子的民本情怀。“由郑板桥审判的案子,在记录审判和结案过程的公文中,多有他本人的亲笔批文,这被称之为‘判牍’。由于他的书法好,流传开来,被人收藏,形成多种传本,并正式出版,得以留传于世。”孙敬明介绍道。
郑板桥还不畏强暴,有明显同情贫者弱者的倾向。如《判牍》有云:“或有欠租情事,非霸产也,方得时两人各自新,何苦退地。不准。”此案为地主告发佃户“欠租”是“霸产”行为。郑板桥给予驳回,否定这是“霸产”,既不提完租,又不让退地,而是“两人各自新”了结,显然这一断案维护了佃户的利益。
郑板桥对作奸犯科、侵犯群众利益者,却疾恶如仇,严惩不贷。如对冒充牙行、私抽税课者,批为“许尔魁果否冒充牙行,私抽税课,着待地确查速复”；对擅自捏造官府批词者,判为“查无原状,擅敢假捏批词,朦混率复,大胆已极,准拘讯”。
世事洞明皆学问
从郑板桥遗世的《判牍》看,以民事纠纷案件为主,可分为家产纠纷、立嗣承继、买卖人口、妇女改嫁、典卖田宅、严禁赌博等300余例,仅有一例为凶杀致死人命案。这些判牍,即使在今天读来,也是一部法律史经典教材。
古人对继嗣和孝亲之事格外重视,每每遇到这样的案件,郑板桥总是把同情之心投向老者和弱者。有一条批语:“小黑虽继林氏为孙,即系张氏作子也,不与母见面,反架词叠控,何一愚至此?候讯夺。”由此看出,郑板桥认为继子不但不孝敬母亲,反而强词夺理控告母亲的行为愚蠢至极,必须当堂审讯。
在办案中,郑板桥特别重视证据,必先查明真相而后审断。有古树被盗,他要求查出卖树之人,以便顺藤摸瓜,缉拿盗窃者,判语曰:“九百年树,谁敢盗窃,必有卖树之人。开明另禀。”
郑板桥断案还善于发挥族亲、邻里的作用,责其在民间先行调解,以达息讼和争的效果。如关于祖坟林地的树木纠纷,他批曰:“既系祖茔树株,应同四支公议,不得混请批示。”关于继嗣问题,批曰:“尔叔乏嗣,应否何人承继,着邀同亲族议立,不必混请存案。”还有“据禀已悉,假族邻议复夺”。
郑板桥“于民事则纤悉必周”。如对张玉滋拐卖母亲案的审理:“据称腊月二十六日夜间,张玉滋将尔母抢去盗卖,娶主是何名姓?何处人氏?彩礼若干?尔母是否情愿?现在何处?何不早控?抢去粮粟多少?家器系何名目?尔现年若干?详细开明,用代书戳呈夺。”他在诉状后一连提出九个问号,让人调查质问,逐一核实,否则不予审理。
郑板桥在接到案件诉讼后,反复强调“是否确实”直至“秉公确查”,才能断案。对控告无凭的案件,不予核准。如“尔被孙万年等毒打,受伤何处?未据声明,自是节外生枝,不准”“杜小三是否背恩,殴打杜氏,词证确查实复”“宋真祥等有无谋嫁情事,着约证查明复夺”等等。
由于对世事民情的洞察,郑板桥的智慧时常在案牍中闪现。在赈灾最紧急时,郑板桥力劝县中的富绅大户开设粥场,限价售粮。县中的一些富绅大户对此心虽不甘,却又不敢公然抗违县令之命,于是想法刁难贫民,激起民愤,而后赴县署状告贫民种种“劣行”,妄图以社会治安为由迫郑板桥撤消其令。板桥洞悉其奸,往往在审案之时,屈尽情伪,力保贫民的利益。
一次,有个全县闻名的贪婪监生上堂状告贫民“抢粮”,郑板桥将其召入,瞠目而骂:“你这个贪婪无厌的驮钱骡,还有什么要说的?”命皂隶们脱其帽以足踏之,而后揪头黥面,赶逐出去。一时豪富全都畏其严法而心怀忌惮,只好按其命去做。
由于郑板桥公正判案,人们评价他任官期间能做到“无留牍,亦无冤民”,甚至出现“囹圄囚空者数次”。仔细端详这些判牍的书法,可以看出,由于不是特意书写书法作品,而是履职公务中的即兴而为,所以显得更加率性自然、洒脱自如。而在郑板桥管辖下的潍县这块小天地内,其政治也是比较清明的。
十年盖破黄绸被
郑板桥在潍县任上写给墨弟的家书中,多次表白自己廉洁的胸怀。彼时,官员们退休后,官府是不安排住房的。所以郑板桥在潍县知县任上,家乡的弟弟就写信给他,要改建家中的老屋。这件事本属正常,但郑板桥却担心这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立即回信劝告其弟暂不改建。
郑板桥在信中说:“犹恐招摇耳目,惹启悠悠众口,以贪名污我。我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司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
除改建房屋外,在置地上郑板桥也表现出高度自觉。当时,为了维持家用和退休后养老,一些官员常常置办一些田产,购置的数量政府并无严格限制。但郑板桥买地却坚决按通例办事,不多占一分一寸。早在范县时,他就嘱咐家中弟弟:
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亦板桥之家法也。
跟许多人买地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不同,郑板桥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无地的穷人,认为多买了地就是占了别人的产业,就是莫大的罪过。他的这一信条,既不为别人的贪婪所动摇,也不因世道的盛衰而改变。
“在来潍县不久,郑板桥还把自己的养廉银替百姓具券代缴皇粮国税。他那一千多两银子帮很多饥民代缴了官租,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他辞官离开潍县时,悉取券焚之。”王庆德介绍道。
在《修潍县城记》中,郑板桥公开声言:“本县一钱一物概不经手。”须知,清代官场贪赃枉法蔚为风气,即使小小七品的知县,虽然每年俸银寥寥,仅四十五两,而通过征收钱粮等渠道,一般可搜刮到的民脂民膏,每年至少可得一两万两银子。若再加上各种陋规收入,一任三年下来,也可以有十万银子以上的巨额收入,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已成民谚。而郑板桥先后做了近十二年知县,却是“宦海归来两袖空”。无怪乎他在《致墨弟书》中说“兴化人笑我不会寻钱”。
“郑板桥为官清正,对历代官制的腐败奸恶有清醒认识。他曾写诗道,“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孙敬明介绍道,郑板桥自己是抱着儒家入世的情怀进入官场的,但回首不堪,“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
以笔为刀的郑板桥,在山东为官12载,最终辞官归乡。他走时,留诗给潍县的乡绅百姓们:“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潍县百姓舍不得郑板桥辞官。据叶衍兰等《清代学者像传》云,“板桥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