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
《奋斗》
要说当下最火的剧是什么，相信一定是《欢乐颂》。侯鸿亮带领的正午阳光制作团队，在《伪装者》、《琅琊榜》之后，再次制造出了《欢乐颂》这样一部话题之作。
《欢乐颂》从题材到形式，都充满了当代性与现实感，就连它成为话题的方式，都彰显着中国大众文化市场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剧集的卫视收视率排名在第3-10名间游荡，而网络播放量却高居榜首，微博话题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而《欢乐颂》能够获得青睐的原因，精良制作的外衣下，包裹的是其内核的真实。《欢乐颂》不吝揭开当代都市生活光鲜背后的艰辛，也坦然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和固化，正是在这些夹缝之中，中国新中产才显露出寻求自身定位、创造自我话语的顽强努力。
不敢再任性的青年一代
提到表现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电视剧，绕不开的是赵宝刚的《奋斗》。这部2007年的剧作中，主人公陆涛从爱情到事业，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一群生活在北京的青年男女，住在废弃工厂的大厂房中，门口漆着“乌托邦”——这的确是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仍旧怀有成为著名建筑师、服装设计师的理想，心心念念着“法国”这个浪漫的彼岸，坚定地相信可以通过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在这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任性地横行霸道。
《奋斗》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与其说是一个阶段的开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50后赵宝刚的青春幻梦和热血激情，以这种理想主义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谢幕。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所引发的，是新世纪后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减速，乃至进入今天的逆全球化阶段。
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人人梦想成真的宣传和账户上不断上涨的数字的双重作用下，阶层的区隔并不明显，而大浪退去，现实就会如同岸上的沙石一般显露出来。
整个世界范围内，都遭遇着社会结构板结、民族主义高涨。中国大众文化领域中，人们从《奋斗》的浪漫情愫中，调头进入《蜗居》、《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的严峻现实，直到今日的《欢乐颂》。十年之间，时代精神已然改变。青年人从北京郊野、废弃厂房的“乌托邦”搬入繁华上海、高楼林立的“欢乐颂”，“追求理想”被“只求生存”替代，成为他们的主旋律。
“阶级”的隐身与现形
《欢乐颂》一剧最让人感到痛切之处，在于它以创造乌托邦为开始，却以不断打破乌托邦作为故事发展的动力。
22楼五位美女，原本出身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各自的人生经历也划定了她们实际所处的阶层，但是机缘巧合，共同入驻欢乐颂小区22楼。
同住一层楼，看起来是生活在同一平面，然而这背后的差异，就如同下楼时有人按了“1层”而有人按了“B1”一样，隐蔽而深刻。
在消费主义面前，一切都被折算成金钱与购买力，这种计算方法看起来残酷，实际上却大大简化了阶层之间的差异。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初期，我们常常惊叹于资本主义物质的丰富，继而发现金钱的不公和万恶，它竟然可以让有的人沿路乞讨、食不果腹，而有的人可以吃一个扔一个。然而新世纪的今天，社会进入普遍中产、普遍均等的阶段，当所有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超市牛肉与神户牛肉的差别，已经没有饥与饱这么大。而新中产的樊胜美，也一样买得起富二代曲筱绡所用的东西。
“阶级”的差异，在消费主义的物质资源面前，仿佛已经消失不见。但是另一方面，“阶级”所造成的裂痕，其实是向着更隐蔽也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樊胜美与曲筱绡互知底细之后，一早相见，曲筱绡对樊胜美淡淡说道：“你衣服哪儿买的呀?我妈今天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一下刺中了樊胜美的软肋：“买得起”和“用得起”是不一样的。如曲母之辈，自然有底气穿大牌正品睡衣，而对于有钱用在刀刃上的樊胜美，不穿出去给人看的睡衣，当然买的是仿品。这些“穿在里面的衣服”，成为标定阶层的关键。
中国新中产的话语资源
按照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调查报告，以平均三口一家计算，家庭年收入6-50万元，成为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中国新一代“中产”，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数字化界定。
按照这个标准，尽管仰望着2201和2203的两位富裕业主，2202的樊胜美与关雎尔，也算是城市中产，如果按照原著后续发展，樊姐摆脱家庭的拖累、关关顺利转正、小邱网店日益兴隆，那么她们三个都会是中国最典型的中产，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青年的生存状态。
“中产”的名字固然动听，然而如果只能成为富裕阶层的模仿者，那么她们的生活，或许“舒适”，但永不“体面”。
因而，《欢乐颂》看起来是不同背景青年男女试图在上海立足，实际上则是一群以不同路径抵达中产的人们试图创造新的精神之都。2202的小小空间，成为了中国新中产的汇集地。她们既对抗着来自原生家庭、传统社会的阻挠，又反击着来自富裕阶层、上流社会的打压，在当代社会中顽强生存。 |
